2020年的春天，一种新型RNA病毒，露出狰狞面目。
早期，它主要在武汉市悄悄蔓延。中国人发现了它，初步了解了它的传染性和毒性，随即封闭武汉，继而封闭湖北。
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付出了惨烈代价，保护了全国人民。但湖北人并不孤立，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一批批地到来，举全国之力，将病毒困死于一隅。
疫情在中国被迅速控制，国家能力、对科学的倚重、社会的高度纪律性，缺一不可。
当疫情转化为全球大流行之后，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做对了什么。
许多国家也发现，病毒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中国采取措施的科学性，但它却无法效仿，至少无法完全照搬。
因为，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简单点说，就是共同体意识。
社交疏离，意味着行动受到限制，自由受到约束，许多人会不情愿。这一点，在当下灾情深重的西方世界，仍然在反复扯皮。
本意让人保持距离的措施，激起了抗议活动，反而客观上把人聚拢在一起。而且，他们也不喜欢戴口罩。
社会文化问题，无法强求，也不必强加。
中国人，几乎没有怨言，就自觉地约束了自己，包括处于自由天性高峰期的青年人。
这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一旦进入非常时期，共同体意识就超越个人意识。
为什么会这样？外国人不懂，但我们自己应该懂。
曾经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形容为“一片散沙”，用马克思的话说则叫“一袋马铃薯”，我们最熟悉的中国老话则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101年前，五四运动成为了一个转折点。
青年人被唤起，继而中国人被唤起。
自那以后我们渐渐明白：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实现独立、统一，让国家不挨打，不受操控，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惟其独立、统一，才能不受干扰地发展实业，殷实民生，让人民不挨饿，完成先辈自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梦想。
这个春天，4.2万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义无反顾地进入重疫区。数据显示，其中有1.2万人是90后、00后，是最标准意义上的青年。
又逢五四。
在今天回顾这个春天，这可能是最让人欣慰的一组统计数字了。
五四之前
想要知道1919年那场起于北京、席卷全国的青年风暴的奥秘，就要以1919为基点，向后看去，目光刺穿80年。
1840年，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对清朝中国发动战争？细节很复杂，但道理很简单。首先，欧洲自乾隆时期掀起“中国热”，对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的强大需求，导致巨额贸易逆差，白银哗哗流向中国，造成国内金融不稳；然后，作为工业化先行者，他们的产品又无法被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占主导的中国市场所消化，靠贸易扭转逆差几无指望，于是他们推出了鸦片这种上瘾性的娱乐性毒品，作为主要商品。最后，清朝虽然腐朽昏聩，也知道毒品的危害，于是禁止鸦片，这就给了殖民主义者“妨害自由贸易”的口实，炮舰紧随而至。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动武的先例一开，枪炮、战舰就成为了贸易、外交乃至传教等所有事务的后盾。落后是事实，但不应该是挨打的理由，正如人的体格有强弱之分，但强者也没有理由欺负弱者。但是，在近代重商主义的丛林世界，没有道理可讲。所以中国人明白了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自强运动兴起，强军事，办实业，开矿山，修铁路，但凡我们知道的那些西方强大的象征，都愿意去尝试，去仿效。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台湾，赔巨款，数十年的近代化努力，毁于一旦。打败中国的日本，自秦汉时期知道它的存在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的效仿者和跟随者，他们学习西方，也比中国人更晚。反思之余，我们发现，尽管双方都是近代化军队，但日本军队后面有一个近代体制的支持——这是明治维新全盘西化带来的。日本的制度，可以调动全国力量去支持一场战争。而清朝，北洋危难，南洋不救；指挥、情报系统，一团混乱；政治场合，前方打仗，后方捣乱。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仅仅在器物层面打转，事实证明没有出路，必须进行制度再造。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走入了历史前台。变法（制度再造）在1898年开始，也在1898年结束。百日维新，因为缺乏政治根基，触动了保守势力的根本利益，被迅速掐灭。1895，公车上书，康有为37岁，梁启超22岁，都是青年人。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杨深秀49岁，杨锐41岁，刘光第37岁，谭嗣同33岁，康广仁31岁，林旭23岁。尽管变法失败了，但中国的青年人，从此起来担当国家大任了。在流血牺牲的同时，许多青年人负笈海外，寻求救国真理；戊戌变法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失败后也没有被废除，成为了后来的北京大学，也就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就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一位来自广东香山县的28岁青年，上书李鸿章，表达自己的改革意见，未被接见，也未获答复。失望之余，他开始了一生的事业——革命。和他一起上书的同伴陆皓东，随后在1895年广州起义中殉难，成为为共和牺牲第一人，年仅27岁。青年愤怒了。既然康梁的和平改革无法变更制度，那就让我们用暴力的方式来达致更深远的目标。同时代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警示中国人，民族不自强，就只能沦为他人的口中之食。“救亡”这个概念，经由严复出现在中国。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而掐灭变法的清廷，政治上严重退化，保守愚昧导致了庚子事变，八国军队攻陷并接管北京。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各国部队汇集在大清门内，由800名俄军作为领队，其后的队伍由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大利军、奥军组成，在紫禁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图为八国联军中领队的俄军部队其后10年，虽出现了一波清末新政，废科举，组内阁，预备立宪，但历史没有再给清朝另一次机会。摧枯拉朽的第一枪打响在武汉，这座在2020年疫情期间被称为“英雄之城”的城市。思想改造
因为自身实力不足，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转移给袁世凯。袁世凯这个从皇权专制下成长起来的旧官僚不可信，这一点在革命党人中是有共识的。于是，他们对国家政体做了调整，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这样革命党人可以通过代议制，对袁世凯进行有效制约。同盟会在1912年改组为国民党，在政治活动家宋教仁的组织下，参与国会选举，力图组阁。孙中山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帜，反对袁世凯。而袁世凯深感于无力控制国家政治，决定搬出数千年的老方法——帝制，树立“权威的权威”。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因为参与二次革命，被缉捕，逃亡日本。但很快他又回来了，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离袁世凯登基还有3个月，他已经深深忧虑于社会思想的愚昧。他所处的历史当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器物——制度——思想”。他痛感如果不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那么对民主共和的任何美丽描述，都毫无意义。明清以降，君主集权愈演愈烈，朝廷与社会的关系彻底转变为主奴关系，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奴隶道德当中，服从，就是合理。以陈独秀为起点，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打倒孔家店，打倒阶级压迫，打倒家庭控制，主张个人自由，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学生们举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孔家店”等条幅的油画
1916年，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启蒙的主要方向就是告诉人们，那些强加于你的礼教是错的，你不是奴隶，不是牛马，不是谁的附属品，你就是你，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如果所有人都身处主奴关系当中，没有人格独立意识、个人权利意识，那么表面的共和就是虚伪的。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一大批思想者，以《新青年》为中心，掀起思想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们所宣扬的科学、民主、进步、独立人格、自由权利等思想，感染了全中国的青年人。青年起来
如果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那么新文化运动已经为五四运动做了3年多的思想准备。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1919年春天的巴黎和会，把一战的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转交给了战胜国之一的日本。但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社会根源。
革命不彻底，政权被北洋军阀控制，封建主义得以保存并且掌权，而帝国主义又完全没有驱除的迹象，这些都是事实，但人民并没有清晰地察觉。一战期间，中国倒向了协约国，派出数十万劳工，前往欧洲协助战争，修战壕、筑碉堡，一同争取了战争的胜利。1840年开始，英国打进来，英法联军打进来，法国人从西南打进来，日本人从东北打进来，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日本胁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在战争、外交实例中，中国从来没有胜利过，割地赔款是我们的常态。而这一次，我们居然能以战胜国的地位被邀请参加巴黎和会，这是破天荒第一遭。北洋政府渲染着自己的丰功伟绩，中国百姓也为之欢呼雀跃。使节出发的时候，人们甚至把他们抬起来，捧过头顶。
不但北京政府，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也获得了参与的名额。梁启超和蒋百里（钱学森先生的岳父）等人，身在欧洲，虽然不是代表，但也借此机会旁观和会。
还有另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中提到“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世界和平秩序。中国人从中看到，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有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有望。扬言“反对秘密外交”，但巴黎和会的所有结论，都是在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闭门磋商而成，中国代表顾维钧，仅仅被通知于1月28日列席说明自己的主张。中国在一战中向欧洲派出数十万劳工，无军队参战，但日本也仅仅是在后期对德国宣战，在山东把原本德国的控制力已经很弱的地盘抢到手上而已。但就这样，“战胜”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日本代替了德国。青年组织起来，抗议示威，罗家伦在白话宣言中写道：“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地，举国动员，八方响应。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期间被军警逮捕的北大学生把横幅挂在脖子上。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觉醒，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青年的觉醒。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后来的社会精英，他们或进入政坛，或耕耘学术，或投身革命，成为接续中国现代化下一阶段的中流砥柱。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在于，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独立性，以及享有的天然权利。如果人人都能意识到并且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就不再存在奴隶，共和就是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共和。五四运动期间，爱国学生在北京街头派发传单和向群众演说。就在中国人苦闷于被过去学习的榜样无情抛弃，不知出路何在时，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中国人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新生的苏俄，被帝国主义国家东西夹击，战争压力重重，经济贫困交加，但它居然坚持了下来，它没有被打倒。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仅靠个人观念的转变和意识的升华，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统一的目标吗？思想精英们发现，“器物——制度——思想”，这些东西归根到底都是上层建筑，它们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社会物质基础的支持，始终是空中楼阁。五四运动带给中国青年的觉醒，正在于此。我们必须拧成一股绳，去从根本上剔除旧的政治、文化、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行社会革命。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在陈独秀、李大钊引领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青年和共产党
17岁的青年毛泽东，在父亲的账本上夹了一首诗，悄然离开了家乡。这首诗歌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作改造而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尽管思想并未成熟，但他还是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919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1918年夏天，毛泽东前往北京，遇到了李大钊，后来又多次和陈独秀晤面。五四运动之前的启蒙思想家中，中国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李大钊，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受到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教授的影响，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新文化运动中，倾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也是李大钊。陈独秀则是在1919年被捕入狱之后，才真正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以他充满激情和战斗力的个性，大力传扬。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自己在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到了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从此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著作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回应了五四运动期间许多中国青年的心头之惑：为什么中国不断效仿，不断改良，不断革命，总是无法摆脱落后现实，国家无法独立、统一，人民无法摆脱牛马地位？人们发现，过去我们从效仿西洋器物、军事，到往政体之中引入西洋政治因素，再到从思想上塑造人们的个体观念、权利意识，都是建立在旧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过去的一切改良，都是试图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表面的调和；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未能真正改变作为内部压迫与外部掠夺的现实基础的生产关系。嘴皮子、笔杆子上说要民主、争民权，但实际社会生活中，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上，贫下中农终日劳作却食不果腹；工人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仍然无法摆脱贫困、饥饿，还要遭受人格侮辱，甚至殴打、枪杀；北洋政府通过对外借款，被帝国主义控制，为外国利益服务；走马灯的皖系、直系、奉系，激烈厮杀，轮番上位，意图不过是通过控制中央来壮大自身实力，心里何曾装着半个人民？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的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筹建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个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一大时的毛泽东，即将28岁。1921年夏天，他坐船沿长江东去，前往上海参会，同行的还有青年密友萧子升。留法归来的萧子升还是坚持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说，你这样的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实现，而我们共产党人全力以赴，只要30年至40年，就能改变中国。打出一个新世界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投身革命洪流，第一次国共合作，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序幕。对于年轻的共产党人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在大革命时期，组织壮大，政治经验从幼稚走向成长，但也被蒋介石的背叛杀得血流成河。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29日，北洋奉系张学良在奉天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和英美的交合，对国共合作的蓄意破坏，葬送了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的愿景。宋庆龄先生在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分共会议”前一天，就发表声明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陈诚在回忆录中说：“想找一点三民主义的气象，实在是‘戛戛乎其难哉’的。”张发奎则评论说：“自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就变质了。”如果你看过电影《建军大业》，就会对一个场景留下印象。1927年4月底到5月初，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负责警戒的是两个娃娃兵，稚气未脱。一个是林彪，一个是粟裕，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共和国大将。
1927年后，从被杀得血流漂杵，到一次次掀起城市暴动狂澜，到“一右三左”付出惨痛代价，这时的共产党人，还处于政治幼稚期、组织成长期，容易轻信，容易被热血压倒理智，这也符合青年人的特性。这是一个自我净化和内部淘汰的过程，有的人灰心了，有的人退出了，甚至叛变了，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人转向了其它立场和道路。但那些冷静下来、依然坚定信念的优秀中国青年，紧接着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气象。1927年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决定中国革命未来的主张——“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位34岁的青年，当时在党内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从此坚定了一个信念：“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建立革命军队与工农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开展土地革命，让“耕者有其田”。在过去，无论是官兵、匪兵、洋兵，只要是兵，都是人民的敌人，国家政权和人民处于敌对状态。而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父老乡亲把他们的青年子女送到部队，去保家卫国，去为全中国人的利益而血战，同时也就是保卫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兵民一体，国事和家事一体。因此，才能从剿杀中幸存，建立新的中国。当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再是一片散沙，它就变得不可战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奋起之时，就是青年，甚至少年，所以他们对青年始终寄予厚望。1977年，中国结束了政治动荡，清醒的领导者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马上恢复高考。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正是这些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图景中，成为了新观念、新思想、新趋势、新潮流的先锋，成为新一轮现代化进程的中流砥柱。此时的中国人，终于可以气定神闲地努力创造现代生活了。因为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彻底摆脱了过去100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真正实现了国家不受操控的独立统一。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百姓的累累负债，都从肩上卸下了。六七十年代，自力更生研制了“两弹一星”，基本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再对中国动武。历史早已证明，没有独立统一，没有自卫能力，所有的近代化、现代化努力都是空中楼阁，它会被外力随时打断。殖民主义者进入中国，客观上“开启民智”，传播“现代真理”，但它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成为和它一样强大的国家，而是相反，要让中国成为它的附庸，成为它强盛的垫脚石。一旦出现希望，就会被马上掐灭。新文化运动告诉人们的科学、民主、进步、自由，只有在独立统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五六十年代的社队企业，变身为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开始了中国独立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统一的大市场，为工业化提供了规模支撑；汹涌的社会活力，推动着分工的扩大；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资金、劳动力、技术的世界性流动。一代企业家崛起，从青年到中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互联网应用在中国萌芽、生长。1997年，网易在广州成立，1998年，腾讯在深圳成立，1998年年底，新浪在北京成立，1999年，阿里巴巴在杭州成立，2000年，百度在北京成立。这些中国应用科技的领头羊企业，创始者都是青年人。成立那年，丁磊26岁，马化腾27岁，张朝阳34岁，马云35岁，李彦宏34岁。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创办的华为公司，后来成为了一些美国政客的眼中钉。因为，一百多年来以“落后”作为标签的中国，竟然在应用科技的最顶尖领域走到世界的最前面去了。华为的成就背后，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实验室、办公室、房间和车间里，通宵不灭的灯火。还会有更多更年轻的人们，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化前行的推动力量，他们甚至会在一夕之间，达致令人惊叹的成就。“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今天的青年，对于挨打、挨饿的历史，可能没有切肤之痛，但100多年来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却已是空前的深固。这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克服困难，继续完成先辈使命的坚实依靠。不需要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头讲章，一旦深入历史，了解国族前行的艰辛轨迹，人生观、价值观自在其中。闻一多先生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